編者按：Peter Phiel 做事總是特立獨行，眼光獨到。這次盡管受到了硅谷的非議，但是他押寶特朗普又賭對了一只黑天鵝。2010年，當他認為大學教育系統存在的缺陷導致創新止步不前時，毅然成立了招收輟學生的 Thiel 獎學金，想證明大學學位可有可無。但它現在已經成為年輕創業者最具含金量的精英證書之一。這個“天才工廠”都有些什么人？Thiel 的初衷有沒有實現呢？請看 Backchannel 的Thiel獎學金計劃揭秘。

Jesse Leimgruber 是 NeoReach 的 CEO，22歲，目前和女朋友一起住在單身公寓，公司位于舊金山市中心一家聯合辦公空間內，有22名員工，員工年齡都比 Leimgruber 大，這家數字營銷工具公司是2014年跟自己兄弟和一位朋友一起創辦的，到目前為止他們總共融資了350萬美元，而去年他們的銷售額就超過了100萬美元。

Leimgruber 是今年 Thiel Fellows 班的29名學員之一，這群絕頂聰明的年輕人獲得了Peter Thiel的資助，讓他們去創業而不是上學。Leimgruber頭發略長，眉毛尤其引人注目，哪怕是他想變得嚴肅起來臉上也不禁流露出真摯的笑容。他在跟一位當過3次CEO的權威交流，此人對這份工作了解已經很多了，所以向他解釋了像他這樣的人尤其面臨的一項挑戰：“一條常見的建議是，不要找你的同齡人。他們可能資歷不夠。”

歡迎來到與Peter Thiel 齊名的獎學金2016版。這個獎學金一開始只是一種嘗試，試圖在年輕奇才舉債投奔普林斯頓或者哈佛大學、然后再投身顧問償債之前把他們吸引到硅谷，但后來卻變成了最負盛名的現有年輕創業者網絡——這種血統幾乎可以保證你的想法被認定是好的，投資者會接你的電話，并且前面總會有一個比你現在的更好的工作在等著你。執行主任 Jack Abraham 說：“我們在尋找杰出的人，希望能扶持他們一生。” 他的言語間帶著一種信念，他25歲賣掉一家公司，整個職業生涯正好經歷技術革命的冉冉升起，現在才剛剛30歲。他不帶諷刺地補充道：“我們自認為是一個由非凡、果敢、杰出的人組成的聯盟，應該成為照耀社會其余地方的一道耀眼的光芒。”

Thiel 本意并不是想打造這樣一個聯盟。2010年的時候，當他著手拉攏孩子們離開常青藤的象牙塔投奔舊金山、干掉高等教育的時候，他盯住的是年輕人。在舊金山的一場技術會議上，Thiel宣布了一項匆忙構思的計劃，給20名20歲以下的人各出資10萬美元，讓他們輟學兩年，搬到灣區，然后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他的目標是能取得像月球漫步、桌面計算之類的大的技術突破，這些是他認為當今的硅谷所缺乏的東西。他還希望通過這個證明大學往往是反生產力的，需要小孩負債然后給自己的未來規劃一條過于死板的選擇道路。他曾經說過，大學文憑不過是“傻瓜帽換個樣子罷了。”

計劃執行的第一年，Thiels的學員就是一群不斷探索的小孩組成的大雜燴，其中許多都沒有確定的項目或者最后也沒能成為創業者。有的甚至還重返校園了。2011年他第一次開班的學員當中，有一位是14歲就開始在MIT讀書的女孩，還有一位19歲時就已經攻讀了4年神經科學博士學位了。還有6位是直接從高中出來的。

Jesse Leimgruber ，Thiel獎學金學員，NeoReach CEO。

6年后，這個獎學金計劃看起來已經很不一樣了。在外人看來，他們就是一幫創業者，而且大部分都已經取得成功。這些人當中有的已經創辦并售出了好幾家公司，或者賺了很多錢甚至開始自己做天使投資人了。這群人迄今總共已經融資了4.09億美元，并且退出了4000萬美元。他們現在大都過了20歲，有的甚至都已經大學畢業了。獎學金計劃并沒有像Thiel當初設想那樣，為這群聰明的年輕人獨立思考提供空間和工具，相反，這項計劃組中提供了潛在價值更大的東西。這是一個那些人在年輕時候大多缺乏的東西：關系網絡。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小孩版的青年總裁組織；這個網絡已經發展到了包括過去的123人以及現在這批人在內的規模。我已經跟其中的20幾位談過了。當然，他們大部分都輟學過一段時間（這一點仍然是獎學金的要求之一）。是的，前期的投資資金幫助了他們。但是關系網絡呢？那就是一切。這群人憑借著Thiel的名聲打開了硅谷的大門（盡管總統選舉的余波之后，可能Thiel的名聲沒那么好使了——Thiel跟大多數硅谷人的觀點不一致，他支持特朗普，而且賭對了）。同樣重要的是，他們還相互扶持。畢竟，你年輕的時候面臨的一些挑戰——比如說，年輕到你一方面在雇交房貸的人，同時自己卻在簽人生的第一次租約，這種體驗是獨一無二的。而你在青春期凝聚而成的那種關系，在你還在形成對這個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時，是異常牢固的。對于Leimgruber以及他的許多同齡人來說，Thiel學員是你人生面臨第一次選擇的時刻，比方說決定是否應該招聘自己的朋友。或者應該找誰要錢。或者應該跟哪一位記者談等。

Leimgruber說：“這真的是關系非常強的一組人，甚至比VC的還要強的多。如果你跟3、4個學員結成了好友，那么這些人在介紹的時候轉化率就要比投資者高得多。他們是你的朋友，而投資者永遠都是利益關系。”

就像2016年這期的許多學員一樣，Leimgruber也沒有提交申請。他在奧蘭多長大，在那里他爸爸有一家汽車店，而媽媽是一名客戶經理。他父母都沒有大學學位。他10歲的時候就做了自己的一個網站，15歲時就開始創建電子商務網站（其中最熱門的產品是亮著“Rage”和“Party”的霓虹燈帽，這東西成為了音樂節的主打產品）。高中第一年時，Leimgruber跟他的兄弟一起開始創辦了一家小型的數字化營銷機構。

2012年，當他在斯坦福大學第一次上計算機科學課時，Leimgruber的公司已經做到了百萬美元收入的規模。他的一位顧問建議他考慮開發數字化營銷軟件工具而不是做傳統的營銷。于是他跟自己哥哥和一位朋友一起創辦了NeoReach。他加入一個學生孵化器，把課程晾到了一邊。然后那一年一位學長告訴他 Thiel 獎學金的事情，但是 Leimgruber 對離開學校并不感興趣。畢竟自己是經過好一番努力才到那里的。

2016年10月4日，Thiel Foundation總裁，Thiel Capital 負責人Blake Masters在自己的辦公室內

大二的時候，Leimgruber跟5位朋友一起住在一間學生公寓里面。這幾個人都在創業，并且都在融資。Leimgruber說：“這太瘋狂了。我們4家公司總共融了好幾百萬美元！”然后，為了把精力集中在自己公司上，這些人一個個都輟學了。一位室友離開后成為了Thiel學員。2014年秋，隨著NeoReach收入接近100萬美元，呆在學校管理公司已經非常困難了。所以他也輟學了。

他說：“我相當肯定如果我想要我就能得到。”

Leimgruber到達會場時，他很快意識到這場活動實際上是Thiel獎學金的決賽輪。跟他一起的大概有100號人，他們一起集中到了Thiel的辦公室。Thiel的辦公室位于Presidio一個枝繁葉茂的園區，跟盧卡斯影業坐落在一起。在外面，在這棟復合體中央的噴泉池內，安置著一尊Yoda的銅像。在里面，來自全球各地出奇年輕的創始人們正在比較各自的融資技巧，并對招聘的事情同病相憐。Leimgruber說：“我還是在斯坦福關系圈以外第一次見到那么多別的年輕輟學生。”他記得很多人都顯得很緊張，但是他沒有。他說：“我相當肯定只要我想要，我就能得到。”他畢竟已經被招募過來了。回到家后，他填寫了一份簡短的申請——大概只用了他10分鐘的時間——然后就等著。

今年1月，他接到了電話。這次電話持續不到10分鐘。Leimgruber被錄取了。

Leimgruber正好是在灣區工作。但是這段日子，有超過一半的學員不是在那里的。在波士頓，20歲的Grace Xiao做住一個用于科學創新的社交網絡軟件Kynplex，而23歲的Brian Truong則在開發一款軟件，替在線發行商用問題來替換廣告。在北卡的Durham，22歲的Ivonna Dumanyan正在替運動員開發可穿戴傳感器。在洛杉磯，21歲的Anthony Zhang正在替大學那幫小孩開發按需食品快遞app。

這幫人跟前面的那些很不一樣。他們年齡更大。往往是創業團隊的成員，偶爾獎學金也會授予一支團隊的一位創始人以上。（不過經常是其他創始人已經過年齡了，比方說Leimgruber的聯合創始人，一位是23歲，另一位則是28歲）。沒人去嘗試像開采小行星這樣不切實際、遙不可及的事情，他們更容易把目光轉向那種看得到利潤的業務，而且斗志也會更旺盛一些。許多來拿獎學金的人早已經名聲在外了。Truong在哈佛（今年5月畢業）的時候就已經替一家風險基金管理波士頓的交易流。Zhang和他的聯合創始人已經從加速器500 Startups拿到了融資，并且從2015夏季班畢業。

還有很多學員，比如Sohail Prasad，已經從YC畢業，或者目前正在申請。23歲的Prasad是德州本地人，他在卡內基梅隆大學學了一年計算機工程之后就離開了。他曾經在Google當過暑期生，做語音方面的技術。那個夏天之后，他找了份初創企業的工作然后在舊金山周圍呆著。他的YC項目做的是電子書公司，后來把它給關了。然而，幾年之后，Prasad又和兩位朋友創辦了Equidate，做私營技術股票的股票市場。他有一位YC的同學曾經拿過Thiel獎學金（2012班），建議他也去申請；今年5月，他被錄取了。

Prasad說，盡管YC提供了更大的關系網絡，但Thiel的關系網卻不斷提供公司更加先進的同齡人。還有就是盡管YC以及幾乎所有的加速器接受公司的條件是只要一小部分股權，但Thiel獎學金卻對從自身學員創辦的公司身上盈利不感興趣。它不僅不要股份，甚至Thiel自己的基金以及他成立的風投基金Founders Fund，也都回避對這些學員提供資金支持。

每年該獎學金都會把所有學員聚集起來休整一下。今年的時間定在了9月，地點是在洛杉磯。參加者先是到SpaceX參觀了一趟，然后各人分別跟執行主任Jack Abraham見面，一起探討了自己所面臨的任何挑戰。每個人還能得到一個黑色的Everlane背包以及長袖運動衫，上面用黑色的字寫著“Dropout”。

Thiel的缺席特別引人注目。實際上，Leimgruber說自己在成為學員的9個月時間里，只碰到過Thiel幾次，而且只是在集體場合上。Leimgruber說：“我覺得他不認識我。”

Equidate創始人兼聯合CEO，Thiel獎學金得主，Sohail Prasad

今年9月底，Thiel邀請這批學員和幾位前學員共進晚餐。因為霧進不來，那是舊金山罕有的幾個炎熱的傍晚，許多拜訪者拾級而上來到他家前門時穿的還是印有公司logo的短袖T恤衫。做比薩的廚師已經在車道上架起了烤爐，準備烤美味的餡餅。服務員把他們從這里帶進了餐廳，安排在一張擺著面食和沙拉的大橢圓形餐桌兩旁就坐。

屋內有種宿舍派對的感覺，就好像有人把所有睡眠不足、饑腸轆轆的少年全都送到了Oliver Warbucks的閣樓里面一樣。這位站在落地窗前眺望灣區的是Riley Ennis，長得瘦高的2013年畢業生。Ennis，22歲，他的第三家初創企業，做早期癌癥血檢的生物基因公司Freenome最近拿到了A16Z領投的融資。那位是Megan Grassell，20歲，從紐約飛過來的她經營著一家少女胸罩公司。Leimgruber也在那里。再左邊那位就是Thiel了，剪短的頭發，鷹鉤鼻，穿著淺藍色的牛仔褲，格子襯衫，正在與Abraham聊著什么。

這幫學員都沒人湊過去，于是走過去跟Thiel打招呼。我問他對這個獎學金的感覺如何，他說這個東西已經實現了他的一個主要目標之一：促進創業，使之成為上大學的可行替代。今天，已經有了面向大學的風投基金（比如Dorm Room Fund），大學創業計劃，以及針對青少年的黑客馬拉松會議。Thiel對此是有一些功勞的。他說：“創業已經變成你簡歷的一部分。”但這也是近些年來獎學金在更先進的創業者身上加倍投入的原因。Thiel從來都不喜歡做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

Thiel 是位大忙人，這個獎學金不是他的第一優先。除了類似這樣的聚會外，他基本上跟學員的互動不太多。他意識到Thiel獎學金和Founders Fund之間的關系微妙性。他說自己希望避免被人以為這是給他自己的投資做的培訓計劃，所以他幾乎從來都不投當期的學員。但是他還有一堆的責任清單。其當務之急是，現在特朗普已經當選美國總統，Thiel正在為他提供建議。盡管Thiel說自己無意在新政府擔任正式角色，但仍在幫助特朗普組建技術政策顧問團隊。除此以外，他還要忙Founders Fund和個人基金Thiel Capital的事情；他的基金會還有一個資助早期階段科研的計劃，叫做Breakout Labs；此外，他還是Palantir Technologies和Facebook的董事胡成員。這個獎學金當然是以他名字命名的，而且無疑也是他的興趣，但也就這樣了。

Thiel獎學金的日常職責落在了Abraham和Blake Masters兩人的身上，后者是Thiel Foundation的會長，也是Thiel Capital的負責人。這兩人同時也做著大量的其他事情。據說Thiel也讓這兩人給特朗普的過渡團隊出謀劃策。他們對初創企業都有經驗。Abraham從賓州大學輟學創辦了Milo，25歲的時候把它賣給了eBay。Masters與人聯合創辦了一家叫做Judicata的法律初創企業，是Box的31號員工，在那里他經常是晚上也在辦公室待著（放了一個George Foreman烤架，還有一張充氣床墊）。但是他還有一個法律學位，他在上Thiel的斯坦福法律課時認識了后者。Masters的上課筆記后來在網上大熱，直接導致了《從零到一》這本他和Thiel合著的創業手冊的誕生。

我第一次拜訪基金會是在今年8月，當時Abraham正剛準備去歐洲的什么地方，為他的新公司融資。Masters手里拿著一本印有特朗普頭像的書，我跟著他經過了一個柜臺，進入他的辦公室。辦公室的門是一道玻璃門，按個按鈕就能關上，完全就是《星際迷航》里面的樣子。里面有一張沙發和一張椅子，但沒有辦公桌。相反，那里是一個高高的書架，從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擺放著類似《The Power Broker 》《Immortality》這樣的書。

Masters和Abraham大概是15個月前取得對獎學金的控制權的，兩人負責其當前的方向。他們廢棄了大型的年度峰會，這種會議除了有學員出席外，還有好幾百其他有前途的創業者參與。廢棄的原因是他們覺得這種峰會太主流了。他們已經變成了青年創業聚會圈的一站。Masters說：“我記得我們必須跟黑客馬拉松組織Major League Hacks協調，以確保大家的時間沒有沖突。”現在，該獎學金只會為入圍選手舉辦小一點的活動。

剛開始那幾年，學員需要更多的組織和指導，他們往往住在一起，預期要出席更頻繁的活動。因為他們更年輕，項目往往比較幼稚，有時候不實用，所以需要在基礎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除了提供融資技巧和招聘經驗外，獎學金的錢負責人還要為他們提供約會、餐桌禮儀建議，往往扮演著更像是父母的角色。而現在的這些學員實際上已經有過創業經驗了，他們的需求已經不一樣，往往是更少了，對于大多數嫻熟的學員（比如Leimgruber的日程安排已經很緊湊了）來說，獎學金的作用主要是對自己有幫助。

現在這個獎學金的核心原則是沒有真正的需求。Masters和Abraham主要是給創始人提供建議。Abraham制訂了嚴格的日程表，會騰出辦公時間安排會面。Masters往往更靈活一點，學員可以給他發短信，他往往會設法在當天回復對方。他說：“我的小孩半夜經常哭鬧。所以我會在凌晨2點左右寫郵件。”在郵件里學員每月會收到書以及付款，獎學金那邊也會聯系他們看看事情進展如何。此外，獎學金還會在舊金山（有時候在紐約）定期舉辦非正式的宴會。但是學員不一定要來。

Masters和Abraham對選拔過程也做出了一些改變。他們把年齡限制提高了3年，這樣可以找到更有力的候選者。這段時間他們還按照滾動的方式來接受新學員，這樣基金會每個月都能增幾個人，然后在每年6月宣布全年的學員名單——現在上線已經達到30人。早先的時候，申請工作是很繁重的，要提供論文、考試成績等資料。Masters說：“我們已經變更了5次申請流程。每次改的時候我們都認為之前的過于繁雜冗長，也得不到想要的信息。”

今年的獎學金他們大概收到了6000份申請，但現在這批學員當中60%都沒有提交過申請。Masters和Abraham利用了自己的關系網絡來找推薦人選，然后再招進來。Boyan Slat就是這樣的例子，這位長頭發的歐洲人在17歲就創辦了The Ocean Cleanup，并成為了有史以來聯合國人居環境方面最高獎項最年輕的獲得者。Slat在一個自己創立的荷蘭基金會管理著一支40人規模的團隊，開發清理漂浮在加州與夏威夷之間大規模塑料垃圾的技術。去年他來到基金會申請撥款時Masters跟他見了面。現年22歲的Slat看起來似乎比實際年齡更成熟。Thiel的團隊放棄了給他提供資助的機會，但Masters記得他。今年早些時候，當Slat來到舊金山尋找融資時，兩人又見了一面。Masters說：“我期望不高，但只要有人推薦給我們我都會見面。不過他馬上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Masters問他是否愿意成為學員。Masters記得：“他當時的反應是，‘我沒有申請啊。怎么回事？’”但他還是接受了獎學金，而這10萬美元就變成了對他的基金會的捐獻。

Jack Abraham是Thiel獎學金的執行主任。

Thiel的宴會在晚上9點就匆忙結束了。他沒有趕走任何人。但是食物不再從廚房送出來了，我抬起頭時，發現Thiel已經不見了。我們繼續亂逛了一會兒。我看見Leimgruber，就走過去跟他打招呼。他向我介紹了Kieran O’Reilly，他2014年就離開了哈佛，去經營自己的GIF制作公司；還有John Backus，15年的學員，也是Leimgruber在斯坦福大學史詩般的大二期間的室友，現在是軟件身份公司Blockscore的聯合創始人。

那時候，我跟Leimgruber已經認識了幾周，大家討論了獎學金很多方面的事情。Leimgruber說：“來吧，難道你不想問問輟學的事情嗎？”我上鉤了。

“別人經常問你們這個問題嗎？”我問到。三個人都點頭。

Backus：“當學校這個話題冒出來時實在是最糟糕的。大家問的方式很有攻擊性。” Backus是個很高很可愛的小伙，臉長得稍微有點不對稱，說話有點口齒不清。他解釋說成功的輟學生沒有一個重返過學校。蓋茨沒有。扎克伯格沒有。回去就意味著個人失敗。所以為什么要回去？他已經有了自己的關系網絡，而機會就是從這個關系網絡出來的。

當然，我承認，但如果他的公司失敗了怎么辦？

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清楚那種眼神。看起來就好像在說，你不懂。他說，也許他的想法是不可行，他的公司也許會失敗。的確如此。但他還會有5、6個想法冒出來，這之后還會有更多。每一個想法都只是實現下一個想法的練習。要感謝Thiel，他認得創始人、工程師還有顧問，這些都是能為他把想法變成公司提供最好幫助的人。是，他任何時候都可以回斯坦福。但他為什么要離開自己已經在打造的東西——這個東西不是公司而是關系網絡，然后重新開始呢？他提出，這個網絡比他在大學，哪怕是斯坦福大學可以打造的任何東西都要有價值得多。

Thiel本來是想顛覆現有的教育體系的。他認為在培養一小群天才個人方面自己可以做得更好，而一旦讓墨守成規者擺脫了學位制度的束縛，這些人就能夠為人類進步做出貢獻。不過這幫人目前還沒有創造出像飛車那樣的創新。或者甚至連140個字符（Twitter）這樣的小東西都還沒有。相反，Thiel已經打造出了一個從很多方面來看都跟他致力于要取代的東西一樣精英的血統。對于一群挑選出來的本來已經取得成功的創業者來說，這就是他們的終極文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