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獵為什么朋友圈更容易出現“跟風式悼念”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瘋了快跑 ，作者：侯丹，題圖來自：AI生成
一個名人離世的消息，可能在半小時內就傳遍朋友圈，但大多數人對TA的認知，可能僅停留在“聽說過名字”、“好像很厲害”的層面。
幾乎成了一種社交慣性，人總是害怕被排除在公共話題之外，就像大家都在討論一部電影，你沒看過也要說兩句，否則會覺得自己“脫節”。
但事實上，對于名人本身，就拿許倬云先生的學術成就來說，他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深刻剖析、對“士大夫精神”的現代詮釋，你得沉下心讀他的《萬古江河》《說中國》才能體會；蔡瀾的通透豁達也藏在他的散文和訪談里，而不是幾句“人間值得”的標簽化就能總結的。
壞就壞在，短視頻、短平快內容時代的信息獲取習慣，讓我們更習慣碎片化地獲取信息，而不是通過一套系統化的認知，這就導致很多人用“轉發悼念”完成了對一個名人的“認知閉環”，卻從未真正走進過這個人真實的精神世界。
而這種現象也是當下一個值得深思的悖論：群體性緬懷儀式化與深度精神連接的缺失之間的矛盾。
我們正陷入一場儀式化的精神消費，而社交媒體的技術邏輯，將悼念異化為表演性行為，最終加速了意義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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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斯的“互動儀式鏈理論”可以解釋這一現象：人類社會行為的核心動力是通過儀式化互動產生的“情感能量”。這種能量包含集體亢奮的情緒狀態，也指向長期積累的道德認同與群體歸屬感。
名人離世，社交媒體通過共同在場 （虛擬空間聚集） 、共同關注 （話題熱搜） 、情感共享 （集體哀悼符號） 構建了新型悼念儀式。用戶通過點贊、轉發參與其中，短暫獲得群體歸屬感。然而，這種儀式更多服務于身份表演，有人悼念是因“真了解”，有人是因“覺得該致敬”，更多人則是“跟風刷存在感”。
當悼念成為一種社交象征，意味著發布訃告動態的意義，也從緬懷逝者轉向經營人設：展示文化素養、共情力，或某種意義上的潮流敏感度，進而形成新的社交鄙視鏈。
當然，名人逝后，對于大眾來說，最直接有用的意義還有：大量全新的、滾熱的社交場域流量：短視頻與算法推送將知識壓縮為“金句切片”，15秒視頻能收割百萬流量，閱讀《萬古江河》或《時間簡史》卻需數十小時——系統在無形中懲罰深度思考者，獎勵淺層參與者。
這種“淺嘗輒止”的認知習慣，讓我們對大多數事物的理解都停留在符號化層面：提到許倬云，只知道“歷史學家”；提到蔡瀾，只記得“愛吃、通透”。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信息過載的時代，人的思想反而越發匱乏。
悼念的潮水退去，沙灘上未留下思想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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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不必把這些現象看得過于負面。
至少，發個朋友圈能讓更多人知道“許倬云”“蔡瀾”的名字，哪怕只是一個模糊的印象，也可能在未來某個時刻，有人愿意停下腳步，多走一步，突然想去讀讀他的書。
仔細想想，我們悼念的又真的是那個“不熟悉的名人”嗎？
或許不全是。
更多時候，這種表達藏著一種對“被認可的價值”的向往。比如許倬云先生一生與病痛抗爭卻筆耕不輟，蔡瀾活得通透灑脫，這些特質恰恰是當下很多人渴望卻難以實現的。
轉發他們的消息、配上一句“走好”，實際上也在表達：我認同這種人生態度、欣賞這樣的精神境界。
而真正的問題不是跟風悼念本身，而是人是否僅僅只是做了一次跟風者。如果轉發之后，能多研究研究這個人留下了什么，打開一本書翻兩頁，這種“悼念”就是有意義的，從社交表演也變成了一場傳播的起點。
也就是說，現象投射的未必是“裝X”，也代表了包括你我在內的普羅大眾對理想生活的一種呼應，只不過這種呼應常常因為缺乏對人物本身的深度理解，總是顯得輕飄飄的。
這恰恰是這個超級信息時代的吊詭之處，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接觸到偉大的靈魂，卻也比任何時候都更難走進他們。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瘋了快跑 ，作者：侯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