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什么大學更值得、更有前景，是選擇好學校還是好專業，還是選擇職業教育？

最近一段時間，關于升學的選擇有一些現象值得關注。比如，2025年高考季，有高分考生放棄清北名校冷門專業。還有高分考生寧愿報考就業前景不錯的雙非院校，而非名校。首次招生的新型研究型民辦大學，最低投檔線遠超老牌名校。不只高考，今年廣州市中考，一名702分的高分考生放棄重點高中選擇中專。

眼下，這些關于學校的選擇，似乎顯示，中國的教育正在經歷變革。變化背后的另一個現實是， 全國高校畢業生創下1222萬人新高，連續4年畢業生超千萬，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復雜。

如何看待教育領域的這些現象，學歷是否正在貶值，大學生應該具備哪些與實際工作相適應的技能，如何提高大學生就業能力以應對就業結構性矛盾，以及在AI浪潮下高校如何培養人才？7月30日，就相關問題，《財經》記者專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教授。

一、教育是投資，但不能過于追求短期收益

《財經》： 最近高校招生錄取公布，有一些現象引起關注，比如名校有的專業招不到學生，有高分考生放棄清北冷門專業，選擇好就業的雙非院校、民辦大學和高職院校。你如何看待這些現象？為什么名校吸引力下降，學生和家長越來越重視選擇專業背后的就業前景？

曾湘泉： 當前的就業市場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些變化會傳導到學校的專業設置和學生報考大學的專業選擇。近年來受到宏觀經濟的影響，特別是部分行業產業規模急劇收縮，比如房地產、教培等行業或產業變化，這對部分專業的就業前景造成一定沖擊。

對于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就業導向就顯得特別突出，上大學首先考慮的就是所選專業畢業后是否好找工作。一些家庭經濟基礎優越的學生，選擇空間大一些，反而選擇數理化、文史哲等基礎學科。但不管是家庭條件好的學生，還是家庭條件不好的學生，通常都會考慮畢業后的就業和生存問題。

教育投資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 報考什么大學、選擇什么專業，就是做人力資本投資。 這里涉及對名校怎么理解，傳統觀念認為，上名校是成功的標志，但實際上每個學校的優勢、特點并不一樣。像卡內基梅隆大學，在QS世界大學、泰晤士高等教育等全球排名中名次并不是很高，但是計算機科學排名世界第一。

過去很多人盲目崇拜名校，現在學生和家長漸趨理智，對學校和專業的了解在加深， 開始兼顧考慮專業、大學自身的優勢等因素。

在上述因素外，還有一個因素會影響報考選擇。即目前評價一所高中的教育質量，通常會拿名校的錄取率、清北錄取率等指標衡量，因而高中評價標準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但是現在的學生在未來職業選擇上更強調自身興趣、稟賦和優勢，這也是一個重要變化。

教育投資受到家庭、個人偏好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但同時還應該認識到，這也是一檔有風險的買賣，中國人口結構變化和技術興起等客觀因素，將對一些行業產生深遠影響。因此，在快速變化的時代，選什么學校和專業，成了學生和家長高度關注的問題。

《財經》： 從這兩年家長、學生的選擇看，他們好像格外重視收益，是教育選擇變得更功利嗎？

曾湘泉： 也并不如此，這涉及就業市場的變化、家庭條件限制等因素，還涉及學生、家長和高校的互動，及高校如何調整教育模式，使之適應新的就業環境和就業形勢，不能完全說是學生或者家長的問題。

從中國高校的專業設置現狀看，大部分專業分得太細、太窄，并且過早分專業。專業分得太細，會給學生應對就業變化和職業轉換帶來一定障礙。人工智能 （AI） 時代會加速勞動者的職業轉換和轉型。國際上早有學者提出無邊界職業的概念，即除了一些專業有職業壁壘外，人在一生中會跨越多種職業，打破傳統職業生涯單一職業的限制。

目前，一些高校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正在探索對跨學科、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增加轉專業的靈活性，加強通識教育，實施學分制改革等，實際上這些對學生未來的發展都有好處。

大學教育還是要強調打基礎。 像美國很多著名高校的通識教育，課程覆蓋多個領域，側重對兩項硬技能和六項軟技能的培養，其中，硬技能包括聽、說、讀、寫、計算、計算機應用等基本技能，以及專業知識與技能，軟技能則包括自信、成就動機、學習能力、思維能力、人際交往技能和組織認知技能等， 總的要求是打基礎，根深才能葉茂。

這種教育模式強調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畢業后不需要老師即可自己跨領域學習。在傳統上，我們的大學教育大多還是以知識灌輸為主，在AI時代，其弊端已明顯暴露出來。

去年我們承擔了一項高校畢業生金融業就業指引的研究課題，研究發現，金融業對高校畢業生有4項硬技能要求，其中，用人單位反映問題最突出的是寫作能力，原因在于我們絕大部分大學不開寫作課。這說明高校應優化課程設置，借鑒國際一流大學的經驗，重視基本技能訓練，增強專業設置的靈活性和可轉化性，提升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速度和能力，以有益于未來人才的流動。

在勞動力市場， 一個人其實很難預測未來職業的成功或者失敗，因此在教育選擇上不能太短視化 ，應綜合考量自己個人的稟賦和興趣、家庭條件等約束性條件，同時高度關注大學教育是提升綜合素質和能力，不能過于追求短期型收益。

二、收益回報下降，為什么還要上大學

《財經》： 近日，麥可思研究院發布報告，近六成2024屆本科畢業生起薪不超過6000元，月收入破萬元的不足一成。2024年三季度美團數據顯示，全國范圍內高頻騎手月均收入在5720元至10865元間。當前勞動力市場發生了哪些變化，讓大學生并不一定能找到高回報的工作？

曾湘泉： 1999年高等教育擴招以后，勞動力市場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前，中國每萬人中大學生的數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國際上看都是相對較低的，擴招以后變化顯著，大學生的規模急劇擴大。

本世紀初，我們開始關注研究中國大學生的就業問題，2004年出版了《變革中的就業環境與中國大學生就業》這部研究報告，報告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我國大學生就業市場的變化。

就總量而言，當時預測，到2010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25%的規模，畢業生供給總量將會超過需求總量。

過去的20年，特別是近些年來，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增速更加顯著，從2017年的42.7%升至2024年的60.8%，按人均收入水平來衡量，已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擴招導致大學生比例迅速上升，也促使我國勞動經濟學界開始討論20世紀70年代哈佛大學弗里曼教授曾提到的過度教育問題。

我國擴招后的大學生就業有一個特點，就是 經濟下行的時候就業不好，經濟好的時候也不好。 這意味著大學生就業不僅僅是總量問題，更重要的還有結構問題。我本人2003年在中央電視臺曾接受過白巖松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專訪，在那次專訪中，我曾談到，高校需以能力為導向調整專業設置，強化實踐技能與軟技能培養，要把改革至少放在和擴招同等重要的地位。

最近這幾年，高校畢業生人數已超千萬，但現在還不是最高峰。隨著就業形勢的變化，情況也可能發生變化，學生或家長可能會根據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就業市場變化，調整或改變預期和行為。

上不上大學，是個人在市場上的行為選擇，會考慮投資能不能有回報。 一個高中畢業生可以選擇上大學，也可以選擇上職業院校學技術，還可以先去工作。人力資本投資跟其他投資一樣，有多種選擇。上大學的成本，不只是學費和時間，還有放棄工作獲得收入的機會成本。

當大學生的數量超千萬以后，供求關系會發生較大變化，教育回報率肯定有所降低，盡管現在的研究發現，教育投資回報率還是正的，但已呈現下降的趨勢。大學畢業生規模龐大，還會導致大學生尋找工作花費的時間增多，找到工作的概率減少，或失業風險增加。

供需變化還將直接影響就業質量 ，比如，數據表明，2003年擴招以來，高校畢業生的平均工資較之社會平均工資之比走低，從最初超過100%，降至2011年的60%，此后，基本維持在這個水平左右。

《財經》： 上大學的收益下降，家長擔憂學歷貶值，一些人就會在選擇上什么大學或者是否選職校上糾結。有些國家開始出現大學入學率下降的現象。

曾湘泉： 為什么這么多人要上大學？這就是一個選擇。

我從1992年開始講授勞動經濟學，每年都讓學生在課堂上討論上大學劃算不劃算。20世紀90年代，通過人力資本現值公式計算出來的結果都是虧損的，那時候工資特別低，當年有個說法是“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

但在中國，就長期職業生涯而言，晉升和提拔時的一個重要門檻是學歷，所以很多人還會接著讀研、讀博。在勞動力市場上，人們不能光看投資后短期剛畢業時的工資，還要看未來能獲取的收益回報，教育投資是以終身收益進行比較的，這就是人力資本投資終生收益貼現的概念。

教育有信號功能與篩選功能。 篩選人才很復雜，需要很多信息，學歷具有一定的信號功能，通常認為，能考上大學就是個人能力強，當然，實際上并非如此簡單。新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從學歷中能觀察到的更多是認知能力，問題在于人除了認知技能，還有非認知技能。所以，我們看到，在勞動力市場上成功的人學歷也并不一定高。

當前，中國勞動力市場法規及政策體系日益健全，但還存在影響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你不是大學生，可能有些職位不招聘你，這反饋到學生，就會讓他們選擇上大學，甚至讀研究生和更高的學位，以應對職場上的不利限制，謀求晉升和提拔。

社會其實需要各類人才，我曾經做過一個課題，研究國外公務員的考錄條件，在東南亞一些國家，一些辦事員的職位會招錄高中生。所以，我們現在這種狀況也跟人力資源管理有關系。一個單位要做職位分析，研究工作任務、任職資格和要求等，任職資格不光需要考察知識，經驗、能力、個性特征都很重要。

至于現在是不是過度教育，如果存在過度教育，其原因是什么？學術界對此也有各種分析和研究，也有研究認為， 中國更多的可能是名義上的過度教育，而不是實際上的過度教育。 真正大學生應該具備的能力一些學生并不具備，只是拿了個文憑證書而已。

當前推動服務業高質量發展，促進服務業吸納就業。服務業需要從業者具備良好的知識和技能，特別是工作態度、人格修養、與消費者和員工溝通的技能等，而這些，特別是軟技能在當前人才培養中是薄弱的，甚至高校都沒有認識到其重要性。

《財經》： 你提到高等教育改革要跟擴招放在同等地位，如果不同步，會出現什么問題？

曾湘泉： 會加劇就業市場的結構性矛盾。結構性矛盾是過去十幾年中國就業市場的一個特征， 大學畢業生的供給規模大量增加，但就業能力缺乏，這導致其就業質量較低，錯位問題突顯。 多年前，廣州一家企業負責人曾經跟我說，他們招的人力資源管理博士的管理能力還不如碩士。我說那是你弄錯了，博士側重培養學術研究能力，不一定擅長做人力資源管理業務工作。因此，你得首先研究清楚職位本身的要求，任職者應具備什么樣的知識、經驗和能力，而不能簡單按學歷篩選人選。

現在學校在人才培養上普遍重視度不夠，缺乏把人才培養作為重中之重的激勵機制，除了科研申項目、發論文，精力大都集中在學歷升級上。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不能干活怎么辦？實際上，這么多年來，是企業投入大量時間對其進行培訓，但現在有的企業不愿意這樣，因為培訓結束后，人可能就跑了。

三、當前就業，三大挑戰、三大機遇

《財經》： 最近幾年，高校畢業生突破千萬，2025屆有1222萬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當前，大學生就業的挑戰和機遇有哪些？

曾湘泉： 就業市場環境發生變化，大學生就業面臨三大挑戰、三大機遇，高校畢業生如何順應形勢和變化，提高供需適配性很關鍵。

首先， 很明確的是供給規模擴大，就業壓力增加。 2004年至2016年間，中國出生人口不斷攀升，這期間出生的部分人口在“十四五”“十五五” （2021年~2025年，2026年~2030年） 期間進入適齡大學階段，根據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計算，預計今后幾年大學入學人數會持續增加，每年大學生入學人數將超過1000萬。當崗位有效需求不足，高學歷群體就業壓力就會凸顯，這是第一項挑戰。

第二項挑戰是 就業彈性下降。 就業彈性指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帶來的就業增長。從“十四五”看，就業彈性走低，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吸納大學生就業較多的房地產、互聯網、教培、金融等行業，正經歷著持續走低或深度調整，這些行業的用人需求明顯下降。

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應用，對部分崗位造成沖擊。另外還有來自政策的影響，2018年后，社保繳費從向人社部門申報調整到稅務部門，雖然社保費率降低，但繳費基數變動導致企業準固定成本上升，進而對招聘需求產生不利影響。這些都造成企業的崗位創造能力下降。

挑戰三是 就業結構矛盾加劇。 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將加速重塑就業結構，有人無崗和有崗無人等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2025年初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報告《2025年未來就業報告》，預測到2030年20%~30%的初級白領崗位被替代。隨著人工智能發展，會涌現出新的崗位需求，如新質生產力行業、照料行業等就業需求會增加，問題是由于教育改革滯后，就業觀念落后，導致供求之間并不同步。

未來也有機遇。第一個機遇是 技能化重塑人才供給結構。 2025年初，《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 （2024~2035） 》公布，首次將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改革寫入頂層設計，提出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的改革路徑，推動傳統的以知識傳授型教育為主的高等教育逐步向能力塑造和技能培養轉型，人才培養向應用型、復合型、實踐型轉變，這有望扭轉高校畢業生理論知識與實際結合不夠、實操能力不足的困境。這契合數字經濟下，人工智能和新能源等行業對高素質、技能型、復合型人才的需求，AI將重塑人才供給結構。

第二個機遇是 數字化和軟技能相互融通。 數字化不僅要求軟技能內涵擴展，還要求數據思維、技術適配力，軟技能普遍開始受到重視，這是數字化轉型落地的核心素養，未來人才需求在技術素養與人文能力間建立動態平衡。

第三是 銀發經濟催生照料產業就業潮，這為高校畢業生進入銀發經濟行業提供機遇。 未來全球每4個老年人就會有1個中國人，隨著照料產業發展，就業吸納潛力巨大。在政策層面，國家明確提出要積極增設養老服務相關本科專業，我認為還應動態調整養老服務領域職業教育專業目錄，在一流本科專業建設中加大對養老服務相關專業的支持力度。

四、與實際工作相適應的技能，有哪些？

《財經》： 2025年6月，國務院提出，2025年到2027年底，圍繞增加制造業、服務業緊缺技能人才供給，廣泛開展職業技能提升培訓。加強高校畢業生等群體職業技能提升培訓。在一些發達國家，高技能服務業承接大量大學生就業，這在中國是否也將成為一個趨勢？

曾湘泉： 傳統的人力資本投資分兩類，六種主要形式。一類是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比如教育、培訓、健康保健等。另一類是提高人力資本的利用效率，通過勞動力在不同行業和地區的流動，優化人力資本配置實現人力資本價值和增值。

在教育投資中，中國目前開始重視早期教育。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提出的新人力資本理論，充分闡述了這一重要思想。在培訓方面，中國這些年的一個重要經驗是用人單位重視培訓，緩解高校普遍存在重理論輕實踐的問題。當前，新興行業發展和技術更新迭代，對勞動者提出新的技能要求，比如數字化工具及應用技能，以及服務業勞動者軟技能的要求，如何提高這些技能，培訓的重要性凸顯。

服務業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主引擎，現代服務業對經濟支撐作用不斷增強，蘊含發展和就業潛力。 當前穩步推進服務業開放，推動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促進旅游、游戲、咨詢、教育等行業的發展潛力，這將吸納大量大學生就業，也能提高大學生的就業質量。但在這些就業領域，靈活就業規模龐大，存在一些職業發展和社會保障問題，需要完善相應的社保政策。

《財經》： 金融業在中國乃至全球都是吸引大學生就業的熱門行業。你最近研究金融業的就業，金融業就業領域發生了哪些變化，為我們理解當下大學生就業的供求矛盾提供了哪些普適性的線索？

曾湘泉： 整體來講，高校畢業生金融業就業景氣程度下降，受供求關系影響，愿意去金融業就業的畢業生人數增加，但需求沒有明顯上升，最近幾年，需求端還有小幅下降，供需有些失衡。雖然具體到不同行業、地區、職位的供需狀況存在較大差異，但總體看都是人才供給量上升和就業景氣指數下降。

研究發現， 供需矛盾突出的現象之一，是數字化對金融業求職者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畢業生除了需要具備扎實的金融專業知識，同時還需具備與實際工作相適應的硬技能和軟技能，比如溝通能力、學習能力、執行能力等。通過大數據和問卷調查、訪談，發現近年來應屆畢業生數字化工具應用能力較強，但數據分析、文書寫作能力相比較弱，學習能力、抗壓能力、自驅力、創新能力等也有待加強。

對招聘廣告大數據以及用人單位進行問卷調查分析，以識別出金融業對高校畢業生知識和能力的各項要求，并分析畢業生各項能力短板，這在國內都是少有的。現在一些高校專業迎來“改名潮”，看什么專業流行就改成相應的名字，但萬變不離其宗，課程和能力培養實際上沒怎么調整，而 人才培養首先應當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需求分析。

五、人工智能會搶走一些工作嗎，可能沒那么悲觀

《財經》： 在產業優化升級和新技術的快速發展下，大學生如何提高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和就業韌性，避免一些人“畢業即失業”？

曾湘泉： 首先要研究未來產業的發展趨勢。前面我講到數字化、服務業，還有人工智能行業的趨勢。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等為引領的產業及由此帶動的新經濟增長，將為大學生就業創造新機遇。傳統制造業行業，隨著自動化技術應用，崗位需求將會縮減。

此前，我的一個博士后做過研究，研究前幾次工業革命對就業的影響，結論是其影響是中性的，雖然會替代部分就業機會，但會增加新的就業機會。根據目前觀察，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還在動態變化中，需要持續觀察。

目前，從制造業看，這次浪潮會造成部分就業替代，但對服務業的影響有所不同。如照料老人和小孩，需要具備大量的溝通技能。 目前看來，認知能力可以被替代，而大部分軟技能則還難以被替代。

在復雜多變的就業市場，大學生應提升自身的就業競爭力和差異化，注重硬技能和軟技能的培養，應對就業市場變化。硬技能主要包括數據分析、文書寫作、數字化工具應用等。比如，生成式AI也能寫作，但難以符合場景、個性化的寫作需求，實際上你拿這個東西出來不能用的，多是空話、大話。但寫作能力恰恰也是近年來大學生普遍薄弱的地方。

軟技能也會影響個體在勞動力市場的表現，我們曾提出“金字塔”模型，將軟技能劃分為應用層、修煉層、天賦層，包括溝通技能、團隊協作能力、成就動機、服務意識等。

《財經》： 前一段時間，有人工智能教父之稱的杰弗里·欣頓表示，水管工的工作比白領安全，一些技術含量低的文職工作可能被取代。你認為，應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發展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是否會引起就業極化？

曾湘泉： 我剛才講自動化的應用對制造業的就業影響，會造成部分替代。目前看，人工智能的應用對一些白領類職業也有影響。不過就人工智能對就業市場的總體影響，學術界還存在不同看法。

我們最近的研究發現，結論可能不是那么悲觀。最近我指導的一位博士所完成的博士論文，其研究結論相對樂觀。

研究認為，人工智能的應用會增加勞動需求，人工智能水平每提高1%，勞動需求增加3.5%。這在改變勞動需求能力方面尤為突出，尤其對低認知能力和高非認知能力崗位需求提升，加大對責任感、開放性和外向性的非認知能力需求。這個結論相對比較樂觀。其機制在于， 人工智能的應用會優化成本，促進產業創新和升級轉型。

這項研究的創新之處，是引入新人力資本的理論討論的認知和非認知能力，并構建與傳統任務模型不同的理論模型，研究使用的數據是2013年至2019年各大招聘平臺的爬蟲數據。當然，人工智能正在不斷發展，研究數據也是歷史數據，未來還有待觀察。

另一項研究結論是，工資差距將會縮小。目前看來，這受到了宏觀經濟的影響，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減少，但實際上藍領的收入在提高，部分白領的收入下降。比如一些月嫂、保姆在一線城市的月薪突破萬元，而一些應屆本科生月薪四五千元。但是，一些大學生并不愿意從事這種傳統的跟體力有關、照料他人的工作，普遍傾向考公考編，追求穩定，實際上這與就業觀念有關，也跟家政業組織化程度低、社保政策滯后等也有一定關系。

中國靈活就業的人數規模很大，占比相當高，其中有自愿選擇靈活就業，也有人是難以找到穩定工作，隨著遠程辦公、兼職就業等工作方式發展，靈活就業將成為未來就業的一個重要方向。因此，我曾建議單獨設置靈活就業的社保體系，提高靈活就業人員參保的積極性。

六、增強就業彈性和深化高校人才培養改革

《財經》： 根據6月公布的失業率數據，全國城鎮16歲~24歲 （不含在校生） 的勞動力失業率為14.5%，比前幾個月有所下降。應該如何理解當前青年失業的情況，就業政策還應從哪些方面著力？

曾湘泉： 要推動宏觀經濟穩定、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長，為就業創造條件。 應保持經濟平穩增長與就業協同發展，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 最近幾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以及受經濟結構調整等因素影響，高校畢業生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問題都比較突出。

2024年中國GDP增長5%，2025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5.3%，前面我提到，就業彈性在下降，即經濟增長數據還不錯，問題是崗位創造能力不是很強。就業彈性下降可能與社保繳費基數變動導致企業準固定成本上升有關，這進而影響企業招聘，另一方面與過度勞動、員工工時偏長亦有關聯。

一般情況下，經濟上行勞動者的平均工時隨之增加，經濟下行則工時下降，但近年來經濟增長放緩，平均工時卻在上升。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9.0小時。當前就業壓力較大，周平均工時這么長，這值得進一步研究。

總而言之， 增強就業彈性，需要經濟平穩發展，就業崗位增加，需要研究怎么讓企業愿意招人。

前一段我們做調研，受訪企業反映對國有企業有一項重要的考核指標——勞動生產率，這導致企業對增加人員較為慎重。

2024年9月發布的《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提出，健全就業影響評估機制，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項目確定、重大生產力布局要同步開展崗位創造、失業風險評估。目前，湖南等省已經開始開展就業政策一致性評價。當前對就業政策開展研究，完善就業支持政策，對實施就業優先，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意義重要。

促進高校畢業生等重點群體就業， 高校需要切實將人才培養放在首位，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和學生就業能力。 這對高校調整專業設置、調整學習內容，增加實踐課程，優化高校師資結構等都提出新的要求，這是一項系統工程。

就業是結果，也是一個觀察點，從中可以觀察很多方面的問題，比如人才培養不重視，人才培養能力不足，師資隊伍構成等。教育部門經常邀請就業專家給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人員培訓，實際上學院的院長，甚至校長應該來聽課，就業問題不是說就業指導中心重視不重視，教育部門重視不重視，問題在整個學校或學院的人才如何培養的問題。

《財經》： 近日，高職院校鄭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發布2025年招生章程，多個專業招收本科畢業生。今年廣州中考有716高分考生選擇中職。你怎么看待這些現象，高校又該如何深化人才培養改革，解決大學生就業錯配問題？

曾湘泉： 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的職業教育體系，及一些高校產學研一體化的人才培養模式，給學生提供多樣的選擇，學生可以自主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教育模式，以后有可能會有更多學生愿意選擇職業教育。當然，職業教育不僅僅是中職，還有高職，甚至研究生的專碩也是職業教育。

提升就業質量，建議高校構建理論與實踐結合、產教融合的教育生態，加大軟技能和通用數字技能培訓，提升學生敏捷的學習能力和職業轉換能力。高校必須切實將人才培養工作作為重中之重，教育主管部門應當構建用人單位對高校培養和就業狀況的評價機制，將就業質量、職業適應和技能適配度等納入評價體系，制定對其經費投入、學科布局和招生規模等方面的激勵約束措施。

目前，就業領域出現結構性錯配等問題，這反映出教育脫離現實的弊端，是教育忽視學生能力培養的一個警示。伴隨人口大規模下降的到來，未來大學將面臨適者生存的挑戰，實際上，韓國部分大學已經出現招生困難的現象，這勢必倒逼高校改革，否則高校將面臨專業無人報考，甚至學校關閉的窘境。因此， 高校要加大專業可行性研究，切實把人才培養落到實處 ，這也是未來的生存之道。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財經雜志 ，作者：王麗娜，編輯：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