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十年里，人工智能的發展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躍遷。從最初在棋盤上擊敗人類的算法，到如今能寫詩、繪畫、對答如流的語言模型，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滲透進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當它不再只是“藏在云端的程序”，而是附著于一個能行動、能互動、能表達情緒的“身體”中時，它也就真正成為了“具身智能” 一種既能理解世界、也能參與世界的智能體。

它將是站在工廠流水線上的機械臂，也將是陪伴獨居老人的社交機器人；它將是執行高空巡檢的無人機，也將是在教室中講故事的擬人老師。相比傳統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不僅能“算”，還能“感”，更能“動”。

當人工智能技術不斷滲入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時，我們也在不斷失去一些東西：工作的意義，人與人之間真實的關系，以及對道德判斷的共同理解。面對這一切，一系列令人深思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在人工智能逐步接管人類認知、情感與決策能力的未來，我們應當以怎樣的哲學思想來引導自身？是否還有一種哲學，能在這場技術浪潮中為我們留住自我，甚至重塑出人類存在的新價值？

一、上一個技術變革時代的哲學創新

為了回答以上問題，我們先回顧上一個技術變革時代，試圖尋找一種能回應今日人工智能時代的思想資源。19世紀中葉的歐洲，也經歷了一場深刻的震蕩。蒸汽機的轟鳴聲席卷城市與鄉村，鐵路貫穿國界，工廠代替了手工作坊，機械流水線重新定義了勞動。而與之并行的，是傳統信仰體系的崩塌：教堂里空座越來越多，宗教無法再解釋科學的突飛猛進，也無力回應人們在新秩序下的迷失感。

曾經，歐洲的人們相信神的旨意主宰一切；而在尼采的時代，他們必須面對一個“世界可以被人類理性掌控”的新現實。但正當科學帶來光明的同時，也照亮了意義的空洞。技術進步沒有帶來道德的升級，反而讓人開始懷疑：在這片被機器占據的土地上，人類還有什么價值？

這一背景為尼采的思想爆發提供了土壤。他并不反對科技，也不逃避現代性。相反，他是那個時代最敏銳的洞察者。他看清了工業文明背后的人性危機：人在體制化的工廠中被異化成齒輪，在高度理性化的社會中喪失了情感與信仰，在漸趨一致的道德共識中變得麻木順從。

因此，尼采提出了那個被廣泛誤解、卻無比深刻的命題：“上帝死了。”這并非一句簡單的無神論宣言，而是一則文明的寓言，象征著傳統宗教與道德體系的崩塌，人類不再擁有一個超越自我、穩定持久的意義來源。在這個意義坍塌之后的空心時代，人類面對的不是自由，而是“虛無主義”，一種普遍的精神空洞感，一種對所有價值失去信心的深層懷疑。?

但尼采并未止步于揭露虛無。他并不滿足于在瓦礫中哀悼過去，而是試圖召喚出重建的力量。在他看來，真正的危險不是虛無本身，而是我們用庸俗的方式對待虛無。他提出“權力意志”，作為對抗虛無的積極力量。這不是狹義上的政治權力，而是一種生命本能的表達，一種向上生長、不斷自我超越的創造性沖動。它要求個體不再依賴外部權威，而是從內在意志中創造出屬于自己的價值。?

而能夠承載這種意志的存在，尼采稱之為“超人”。“超人”并非冷酷的強者或統治者，而是一個在虛無廢墟中仍能直視真實、忍受孤獨、突破惰性的人。他不逃避痛苦，而是將痛苦轉化為創造的動力；他不依附現成的規范，而是成為自身價值的立法者。正是在“上帝死去”的時代，超人才成為新的存在范式。?

在19世紀的工業社會中，這套哲學為身處迷茫中的個體提供了一種心理重建的路徑。當傳統信仰不再有效、社會結構劇烈變動時，尼采的思想像是一記響亮的耳光，也是一束孤獨的火光。他不是提供慰藉，而是激發自我覺醒的勇氣。他的哲學不是一套完整體系，而是一場持續進行的精神鍛煉，召喚人們在碎裂中重構，在否定中創造，在虛無中重新成為“自己”。

今天，當人工智能再度引發類似的技術革命，重塑工作的定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道德的基礎，我們也再次來到一個哲學需要革新的時刻。在人工智能時代，是否還存在一種思想，能如尼采當年那樣，點燃人類在迷霧中尋找自己的勇氣？他的呼聲是否還能跨越百年，在數字算法編織的世界中，為我們指引出“人如何成為自己”的路徑？下面幾章，我們將探索人工智能來臨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挑戰，以及尼采的哲學是否足以應對這些挑戰。

問題1：工作失落之后，人該憑什么存在？

“我還有存在的必要嗎？”這個問題，將在越來越多人的內心中變得刺耳而真實。當代的人工智能，已經從“屏幕中的助手”轉變為“現實中的代理人”。在工廠里，它將是能自我導航的搬運機器人；在醫院里，它將是協助診斷的模型；在養老院中，它將是懂得微笑與問候的陪伴者。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隨著人工智能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未來幾年內全球將有超過8000萬個工作崗位被人工智能技術取代。這不僅是就業問題，更是身份認同與價值歸屬的問題。

在當今社會中，工作不僅是謀生手段，更是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核心紐帶。人靠工作獲得尊重、確立角色，甚至定義自己“是誰”。但當人工智能能高效、便捷地替代人類勞動，我們在社會結構中還有什么位置？人每天生活的意義，又該建立在什么之上？

尼采在一個多世紀前曾指出，當舊有的信仰瓦解、人類不再能依賴“神圣”賦予的意義時，個體必須學會“自己成為意義的來源”。他稱這種內在的創造沖動為“權力意志”，并稱能夠在虛無中自我升華的人為“超人”。這種“超人哲學”在今天看起來或許有些過于孤勇，但它的核心提醒依然鮮明：一個真正自由的人，并非活在規則保障中，而是在失序中依舊能創造秩序的人。

在人工智能時代，這種思想能給予我們的，也許是重新思考人生目標的勇氣。我們不再應當將“找一份穩定工作”視為唯一方向，而可以探索那些人工智能難以取代的領域，想象力、審美力、同理心。這些人類特質，仍有可能成為我們存在的根基。

然而，尼采的哲學主要著眼于個體精神的強大，卻并未提供系統性社會方案。在現實中，當資本力量與技術工具高度集中，個體的“自我超越”也容易變成孤島。如果沒有配套的制度、教育與文化機制去支撐，光靠個體努力，恐怕難以走出技術造成的意義危機。

問題2：技術越貼心，關系越疏離？

另一個悄然加深的裂痕，出現在人際關系之間。過去，我們通過共同經歷、對話、等待與磨合建立起親密關系。而如今，這些關系正逐漸被“算法親密”所取代。孤獨老人可以與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談心；青少年在短視頻與社交App中尋找情感共鳴；兒童對能說話的玩具投入了超出對父母的興趣。這些場景日益常見，人工智能也越來越“溫柔可親”。

但正是這種便捷的“人工智能親密關系”，卻悄然削弱了我們維系真實關系的能力。人工智能的陪伴是單向的、沒有不確定性的，它不會生氣，也不會誤解。久而久之，人們在現實關系中越來越失去共情、包容、等待的能力。我們可能感覺“身邊都是人”，卻從未如此孤獨。

這恰恰對應了尼采所揭示的現代病，形式化、表面化的交往掩蓋了真實的匱乏。他提倡人應當有勇氣面對孤獨，保持誠實，甚至不惜對抗大眾意見，去尋找屬于自己的真實體驗。在今天，這種警示依然有效。

真正有價值的關系，不是算法配對的完美契合，而是兩個不完美的人之間彼此理解的努力。然而，尼采的視野依然停留在個體。他未能提供一種“群體關系哲學”來應對一個技術高度介入情感管理的社會。在這個以數據驅動推薦、社交網絡算法維系聯系的時代，我們或許需要發展一套新的“關系倫理”：在承認技術便利的同時，也要構建能保護人與人真實聯結的文化生態。

問題3：道德的判官，換成了算法？

人工智能對人類最大的挑戰之一，或許不在于能力本身，而在于它對“判斷標準”的悄然接管。今天，越來越多的道德決策開始交由系統處理。人工智能幫我們判斷誰更適合這份工作，誰能獲得貸款，甚至誰更可能有犯罪傾向。這些判斷依據歷史數據，卻往往忽略了數據背后的偏見。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幾乎無法追問這些算法的標準是什么、是否合理、誰來監管。

這一切帶來的是一種“道德基礎設施”的悄然遷移：倫理不再是公開討論的內容，而被封裝在看不見的代碼中。尼采曾指出，傳統道德解體會導致“價值虛無”，人不知該信什么、不敢信什么。如今，這種失重感或許更真實地呈現在我們眼前。面對這一趨勢，尼采的倡導依然有力：我們需要重新創造價值，需要在技術無法回答的問題中保留人的主動性。

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今天的道德風險是系統性的，僅靠個體的覺醒是不夠的。我們要推動算法的透明性、建立參與式的監管機制，讓人類社會的價值判斷重新回到公共討論的議程中。這意味著，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哲學傳統，既能堅守人的主觀性，也能擁抱集體協商的復雜性。

二、尼采還在，但不夠了

尼采為我們留下了一種強大的精神框架，但他也不可能預見人工智能主導下的世界結構。他未曾面對全球性的技術平臺、數據治理體系，也未經歷人類權力外包給“不可見算法”的現象。因此，我們不能將他的思想視為應對當下的完整答案。

我們或許需要的是一種“技術—人文復合倫理”，它在保留尼采“自我賦權”精神的同時，吸納制度倫理、社會科學與科技批判的成果。這種哲學，既要回答“我是誰”，也要思考“我們如何共同生活”。人工智能時代不是哲學的終結，而是一次迫切的重啟。當人類正面臨定義自身的轉折點，我們更需要有勇氣去問、去懷疑、去想象。尼采的回響，或許只是這一新哲學的起點。

作者簡介：劉少山，現任深圳市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研究院（AIRS）具身智能中心主任，ACM科技政策委員會成員、IEEE國際設備和系統路線圖（IRDS）機器人計算方向主席。研究方向為具身智能、計算系統、科技政策。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知識分子 ，作者：劉少山